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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教育部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，表示“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％目标的实现”。
教育经费占GDP4％，其实并不是一条高标准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早就在4%以上。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，教育占GDP的比例是4.7％~7.4％，中国比美国、日本低可以理解，而低于印度（7．1％）就说不过去。
就这么低的一个指标，说了16年，也仅仅是说说而已。
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并表示“本世纪末达到”这一目标。结果，2000年落空。
2004年教育部长当着众人面，宣称用3年时间“一定达到”。结果，“真的没达到”。
2006年，这一目标被写进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。《教育法》也以法律的形式，规定了教育经费增长要求。可数据就是这样地冰冷:2006年有1／3省份没有达到《教育法》规定的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。
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历史最高水平，也只是3．48％。今年教育部也不好意思再写保票，这个4％也不是“一定达到”，而是“要促进”的目标了。何时兑现？天晓得。
几十年来，嘴上说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，但事实上，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，列全世界倒数第四，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！看来，我们的确“不差钱”，差的是对教育的重视。
不错，对教育投入多，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办好教育，但是，如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，则振兴教育、提高全民素质将是句空话，完全没有可能。
国家投入是没指望了，那么，谁是中国教育的脊梁呢？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一重任竟然要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来扛。
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，现已八十五六岁了，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，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，曾受到多位国家领导的赞誉和接见。他就是白芳礼老人，人称当代武训。
初听这事，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，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，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、穿衣和上学，实在太有点残酷了，也太……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。
媒体如此热衷，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。王朔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父亲教育孩子说，你不要相信书上叫人学好，那都是写书的人想别人做好事，好让自个儿做坏事。我也有点小人之心：这样可着劲儿宣传武训白礼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
自从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希望工程的海报，中国的农村教育就交给现代的武训们，多少人在感动之余纷纷慷慨解囊，救助一个两个三个贫困的读不起书的农村小孩。多少踌躇满志的老板，怀着怜悯的心情，看着眼前身体单薄的小孩接过某人捐赠的一个书包、几本笔记，眼泪汪汪地叫声感谢老板，感谢党和政府！
希望是美好的，数字是无情的：希望工程运作十数年到上一世纪末，也不过区区几个亿或者是十几个亿了，不过是区区广州一个区区BRT工程的钱，更不用说倾举国之力的世博或者奥运会了。说真的，作为泱泱大国，办教育居然要靠这么一点点“希望”，这本身就是笑话。我真不知道那些宣传希望工程的官员们为什么不脸红。
有，总胜于无，这笔钱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穷人的燃眉之急，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无量了。然而，希望工程，长期以来竟一直是黑箱运作。那些饱含爱心的捐款，在其最高主事人 徐永光的把持下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，进行了多项无效投资。应该扶助失学儿童的资金，被大量地流失和浪费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最保守的统计，徐永光至少动用了“希望工程”1.6亿元的捐款进行了不被 政策允许的投资。
希望工程最恶劣的地方还不在贪腐和未有效利用捐款，最恶劣的地方在于，它是愚民的手段，它转移了民众的视线。
人们在感动之余，似乎忘记了，八八年以前大学是免费的，后来收费也不很高。开始搞教育产业化以后，中国的大学学费猛增，西部一个壮劳力需要不吃不喝工作三十五年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（《南方周末》）。高中的收费也在不断增加。靠希望工程，靠爱心人士捐助，永远填不干净收费的无底洞。
世界上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是免费义务教育。很多穷国大学免费或收费很低。我国则直到本届政府才真正开始在农村实施九年义务教育。制度一变，初中小学的贫困生数量大减。国家现在不是没有钱，一年公款吃喝两千亿，是希望工程年捐款的一千多倍。其余加上公车、公费出国旅游等一年消耗九千亿。前不久一次性免除非洲国家一百亿美元的债务。一个***大案动辄几十亿上百亿。是国家没钱吗？鬼都不信。
希望工程也是当代的武训工程。今天有缘再读毛的《应当重视电影<武训传>的讨论》，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毛批评的武训狂热宣传的封建文化是什么！
武训将把教育“交给社会”，一方面大力加强慈善办学体系，办法是给捐款和慈善者立牌坊和功德碑什么的，刺激慈善力量投入办学，取得办学投入的增长；一方面，武训将把所有校长、老师和学生通过集中培训，让他们学会讨钱的本领。古代武训，如果给他一个机会，他能珍惜，那么他一定推行他办学的成功经验，建立起全国、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“希望工程”——说白了，不过是慈善捐款和乞讨办学制度！
新中国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，靠的是谁？难道是武训们及其“希望工程”吗？不，是靠党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。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，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，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。
后来穷人上不起学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走了武训的路吗？说到底，这还不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，而是“依靠谁、为了谁”的问题。不足4％的教育经费，虽然不足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需求，但是，满足少数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，可是绰绰有余的呀！试举一例，2009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中,广州市9家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就高达6000万元。6000万啊！穷孩子们一世乞讨也拿不到吧。所以说，我们教育部的官员心里明白着呢。
2000多年前，孔夫子就实行“有教无类”。直到武训时代，教育毕竟还是公学。但现在在江苏的一些地方，在“改革深化”中竟将中小学全部卖掉，进一步将教育的产权“明晰化”为私有，教育终于彻底地产业化了。这样一来，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，也终于可以实现“金钱面前人人平等”了。前教育部发言人还扬言：没钱上什么北大？这一彻底的“转型”，实在是“武训精神”的发扬光大——而今之后，弱势穷人要想接受好一点或高一点的教育，好好学习武训，寄希望于“希望”吧。
教育经费占GDP4％，其实并不是一条高标准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早就在4%以上。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，教育占GDP的比例是4.7％~7.4％，中国比美国、日本低可以理解，而低于印度（7．1％）就说不过去。
就这么低的一个指标，说了16年，也仅仅是说说而已。
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并表示“本世纪末达到”这一目标。结果，2000年落空。
2004年教育部长当着众人面，宣称用3年时间“一定达到”。结果，“真的没达到”。
2006年，这一目标被写进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。《教育法》也以法律的形式，规定了教育经费增长要求。可数据就是这样地冰冷:2006年有1／3省份没有达到《教育法》规定的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。
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历史最高水平，也只是3．48％。今年教育部也不好意思再写保票，这个4％也不是“一定达到”，而是“要促进”的目标了。何时兑现？天晓得。
几十年来，嘴上说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，但事实上，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，列全世界倒数第四，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！看来，我们的确“不差钱”，差的是对教育的重视。
不错，对教育投入多，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办好教育，但是，如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，则振兴教育、提高全民素质将是句空话，完全没有可能。
国家投入是没指望了，那么，谁是中国教育的脊梁呢？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一重任竟然要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来扛。
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，现已八十五六岁了，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，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，曾受到多位国家领导的赞誉和接见。他就是白芳礼老人，人称当代武训。
初听这事，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，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，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、穿衣和上学，实在太有点残酷了，也太……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。
媒体如此热衷，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。王朔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父亲教育孩子说，你不要相信书上叫人学好，那都是写书的人想别人做好事，好让自个儿做坏事。我也有点小人之心：这样可着劲儿宣传武训白礼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
自从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希望工程的海报，中国的农村教育就交给现代的武训们，多少人在感动之余纷纷慷慨解囊，救助一个两个三个贫困的读不起书的农村小孩。多少踌躇满志的老板，怀着怜悯的心情，看着眼前身体单薄的小孩接过某人捐赠的一个书包、几本笔记，眼泪汪汪地叫声感谢老板，感谢党和政府！
希望是美好的，数字是无情的：希望工程运作十数年到上一世纪末，也不过区区几个亿或者是十几个亿了，不过是区区广州一个区区BRT工程的钱，更不用说倾举国之力的世博或者奥运会了。说真的，作为泱泱大国，办教育居然要靠这么一点点“希望”，这本身就是笑话。我真不知道那些宣传希望工程的官员们为什么不脸红。
有，总胜于无，这笔钱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穷人的燃眉之急，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无量了。然而，希望工程，长期以来竟一直是黑箱运作。那些饱含爱心的捐款，在其最高主事人 徐永光的把持下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，进行了多项无效投资。应该扶助失学儿童的资金，被大量地流失和浪费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最保守的统计，徐永光至少动用了“希望工程”1.6亿元的捐款进行了不被 政策允许的投资。
希望工程最恶劣的地方还不在贪腐和未有效利用捐款，最恶劣的地方在于，它是愚民的手段，它转移了民众的视线。
人们在感动之余，似乎忘记了，八八年以前大学是免费的，后来收费也不很高。开始搞教育产业化以后，中国的大学学费猛增，西部一个壮劳力需要不吃不喝工作三十五年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（《南方周末》）。高中的收费也在不断增加。靠希望工程，靠爱心人士捐助，永远填不干净收费的无底洞。
世界上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是免费义务教育。很多穷国大学免费或收费很低。我国则直到本届政府才真正开始在农村实施九年义务教育。制度一变，初中小学的贫困生数量大减。国家现在不是没有钱，一年公款吃喝两千亿，是希望工程年捐款的一千多倍。其余加上公车、公费出国旅游等一年消耗九千亿。前不久一次性免除非洲国家一百亿美元的债务。一个***大案动辄几十亿上百亿。是国家没钱吗？鬼都不信。
希望工程也是当代的武训工程。今天有缘再读毛的《应当重视电影<武训传>的讨论》，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毛批评的武训狂热宣传的封建文化是什么！
武训将把教育“交给社会”，一方面大力加强慈善办学体系，办法是给捐款和慈善者立牌坊和功德碑什么的，刺激慈善力量投入办学，取得办学投入的增长；一方面，武训将把所有校长、老师和学生通过集中培训，让他们学会讨钱的本领。古代武训，如果给他一个机会，他能珍惜，那么他一定推行他办学的成功经验，建立起全国、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“希望工程”——说白了，不过是慈善捐款和乞讨办学制度！
新中国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，靠的是谁？难道是武训们及其“希望工程”吗？不，是靠党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。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，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，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。
后来穷人上不起学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走了武训的路吗？说到底，这还不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，而是“依靠谁、为了谁”的问题。不足4％的教育经费，虽然不足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需求，但是，满足少数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，可是绰绰有余的呀！试举一例，2009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中,广州市9家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就高达6000万元。6000万啊！穷孩子们一世乞讨也拿不到吧。所以说，我们教育部的官员心里明白着呢。
2000多年前，孔夫子就实行“有教无类”。直到武训时代，教育毕竟还是公学。但现在在江苏的一些地方，在“改革深化”中竟将中小学全部卖掉，进一步将教育的产权“明晰化”为私有，教育终于彻底地产业化了。这样一来，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，也终于可以实现“金钱面前人人平等”了。前教育部发言人还扬言：没钱上什么北大？这一彻底的“转型”，实在是“武训精神”的发扬光大——而今之后，弱势穷人要想接受好一点或高一点的教育，好好学习武训，寄希望于“希望”吧。
